大连市人民警察建警80周年之际，公安部《人民公安》杂志“法治公安这五年”主题宣传栏目以封面报道形式首篇刊发《大连：“双轮驱动”带来执法之变》专题报道，大连公安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法治公安建设目标，紧盯转变执法理念、落实执法责任、加强执法监督、提升执法保障“四个重点”，全力推动实现法治意识、执法能力、执法效率“三个明显提升”的工作经验。此外，在同期的《人民公安》杂志“岁月”专栏中整版刊发《大连公安的红色记忆》，全景展现大连公安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首个城市人民公安机关的初创历程，展现大连公安成立初期 “亦军亦警亦政”全力支援全国解放事业的特殊使命，生动诠释了大连公安“向党而生、跟党而行”的忠诚底色。
大连：“双轮驱动”带来执法之变
简易行政案件实现48小时内快速办结且无复议；交通违法“首违警告”措施已惠及50余万车主；接处警与立案环节的顽疾显著减少……系列举措让广大市民群众真切体会到：公平正义正融入每一个执法环节、每一宗案件办理之中。
近年来，辽宁大连公安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坚强领导下，通过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双轮驱动，聚焦执法理念、责任、监督与保障四大关键环节，全力实现法治意识、执法能力与执法效率“三个显著提升”。由此形成的流程清、责任明、监督实的执法新常态，正为加快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注入强劲的法治动能。
理念破冰 激发内生动能
“我们始终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坚守党的绝对领导这个根和魂，将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落实到每一起案件办理中，让公平正义成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切实体验。”大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牟爱民说。
近年来，大连公安在新一届市局党委的带领下，将政治建警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以政治引领统一全警思想，牢牢把握公安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在2024年“政治建警年”的基础上，将2025年确定为“政治能力提升年”，印发《全市公安机关锻造过硬政治能力18条措施》，细化148项具体推进举措，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保障，让民警能够在每一次执法活动中，准确把握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在执法实践中，大连公安以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新思路，取消对区、市、县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的绩效考核指标，优化完善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让考评重心回归到法治质效和群众满意上，实现从“考核导向”向“民意导向”的深刻转变。
在今年开展的“净赌护安2025”专项行动中，大连公安坚持“民意导向”，不为数据、只为民生，精准研判、深度打击，最终成功打掉一大批百姓反映强烈、隐藏深、危害大的赌博团伙。
群众满意不满意，是评判工作的重要标准。今年2月起，大连公安“民意中心”上线“局长直通车”，对群众提出的执法问题，实行“15分钟响应、当天反馈”闭环机制：截至9月底，“局长直通车”累计办理诉求1711件，群众满意率98.36%。
权责重塑 厘清责任边界
面对基层执法中存在的“躺平等靠”、责任链条“各管一段”等思想顽疾，大连公安构建起环环相扣、全程闭环的执法责任体系，从根本上扭转了责任虚化、效能不彰的局面。
一方面，全面推行“主办侦查员制度”，明确主侦民警对案件从接报案、侦查取证到移送起诉、旁听庭审实行全流程负责、终身负责，牢固树立“第一责任人”意识，倒逼民警在证据合法性、程序正当性上从严把关、较真到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打通首接责任制与执法责任衔接机制，明确“谁首接谁负责、谁受理谁跟进、谁办结谁负责到底”，并将“三个当场”（当场受理、当场处置、当场反馈）固化进权责清单和执法全流程记录，实现案件全链条闭环管理。
今年2月，大连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女士拨打市公安局经济犯罪法律服务热线，反映公司异常亏损情况。涉企经济犯罪案件法律咨询服务工作室民警在深入了解企业运营模式后，精准判断存在内部人员作案嫌疑，立即启动受立案程序，迅速破获一起职务侵占案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20万余元。
另一方面，大连公安以“权责清单”为抓手，将权力边界刻入执法流程。出台《执法办案全流程权责清单》，对227项执法活动按要素与环节进行分类分级，逐项明确权力范围、责任单位与具体责任人，并配套动态管理、岗位定责、审批留痕等机制，形成系统化的“权责对照表”，让“同一类案、同一把尺子”落到每个岗位和每起案件办理上。
大连公安还将执法培训视为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起点和落实执法责任的关键抓手。具体工作中，由市公安局法制部门牵头，开展“按需约课、送教到基层”活动，用滴灌式讲解把证据标准、程序要点教到案头；同步加强公职律师管理，推动司法考试、高级执法资格考试与法治练兵比武相结合，着力培养主办侦查员骨干力量。此外，大连公安将培训成果固化为示范卷宗、执法指引和流程规范，并依托执法档案反馈优化培训内容，实现培训与实战双向赋能，确保每一位民警规范执法、每一起案件经得起检验。
全量监督 做到“事前纠偏”
走进大连市公安局执法监督中心，可以切实感受到执法办案监督的新变化：新受立案件全量感知、即时核查，对立案审核与强制措施等关键节点进行实时预警。所有监督指令均严格遵循“下发—督办—核查—反馈”的闭环流转，节假日7×24小时值守，实现对“超期风险”的主动预警与提前介入。在此基础上，大连公安整合法制、督察等多部门力量，构建起“中心主查、警种主管、分局主督、所队主改”的四级监督闭环体系，做到问题有人查、责任有人担、整改有成效。
监督不做“事后算账”，而在“事前纠偏”。大连公安围绕“警情—案件—人员—财物—场所—卷宗”等执法要素打造全流程智能监督：用模型筛查结合人工核查，程序问题自动比对、实体问题分级研判；对办案区落实智慧监管和常态巡查，把安全底线嵌入执法全过程。
“我们把监督前移到每个流程节点，用数据说话、用模型找茬、用机制闭环整改。”法制支队副支队长李德宏介绍。为此，大连公安在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同步推进“集中办”“专业办”“安全办”“快速办”机制：刑事案件集中送押“一站式”办理，今年以来集中送押1300余人，实现零疏漏；在全市78处办案区上线智慧报警装置，法制部门每日线上巡查。
过去，企业遭遇跨区经济纠纷案件时，常面临层层请示、多头协调的困境。如今，大连公安法制支队在接警后迅速启动线上会商机制，监督中心实时调度涉案单位在线核实情况，确保半小时内明确承办分局并完成案件交接。同时下发节点预警，限定取证时序和文书口径，避免案件“久拖不决”。
闭环监督带来的变化，基层一线民警深有感触。“执法工作有指引，执法环节有监督，为工作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高新分局七贤岭派出所教导员林扬感慨道。据了解，该所近两年来接处警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系统支撑 全面保障执法
在队伍建设和激励机制方面，大连公安法治人才被大量充实至基层与专业警种等关键岗位，法治素质成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考察因素。大连公安将执法数量、质量、效率、效果全面纳入个人执法档案，并与评优晋升直接挂钩，形成“数据说话、实绩取人”的良性导向。今年以来，全局刑事案件移送起诉率提高10个百分点，执法质效实现稳步提升。
在跨部门协同方面，大连公安联合检法机关建立“统一侦查、统一移诉、统一审判、统一执行”的办案链条，有效压缩案件周转时间。以危险驾驶案件为例，大连公安通过会签办案指引、优化流程衔接，将案件办理控制在48小时以内。
此外，大连公安依托“数据思维”，打造智能执法监督平台和执法档案制度，为执法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执法监督管理平台对受案立案、强制措施、网上办案等重点环节设置风险预警，实现全流程全要素智能监控，一旦发现异常，会立即预警提醒，确保每起案件都在法治轨道上办理。法制部门定期分析执法数据，梳理普遍问题，动态调整监督重点，形成报告服务实战和决策。如，针对“笑气”、赌博等类型化案件，法制部门动态制发执法指引，配套示范卷宗，将证据标准与程序要求固化为可执行的动作清单。
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大连公安让提升执法效能的改革深深扎根，也让公平正义外化为人民群众可知、可感、可触、可及的真实体验。
大连公安的红色记忆
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 。这一年，历经40余载殖民阴霾的大连土地上，一个崭新的人民民主政权如破晓晨曦般诞生。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人民公安机关——“大连市警察总局 ”向党而生，翻开人民公安事业新的光辉篇章。
跨越80载岁月，我们从亲历者的回忆中，寻找大连公安的红色记忆，寻找那份永不磨灭的初心。
红色光辉照耀“滨城”
1945年的大连风云激荡，暗流涌动，虽然成功获得解放，但各方势力仍如阴云般笼罩，企图染指这一战略要地。人民群众渴望有一个代表自己利益的新政权早日接收管理城市，稳定社会秩序。10月，刚刚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遣东北抗联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人、曾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韩光与苏军进行协商。
韩光在回忆录中写道：10月初来到大连的当天，我就直奔苏军大连警备司令部，见到了司令官高兹罗夫中将。在司令部略显昏暗的房间里，他向我介绍了大连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随后，我又分别会见了我党的同志，其中就包括维护社会秩序也就是后期警察总局组建时的骨干力量，事实上，在我抵达之前，大连本地的同志早已在艰难环境中开展工作。10月12日，我从大连返回沈阳汇报情况后，党中央和东北局对大连的局势极为关注，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说：“大连形势很好，得抓紧！”
“中共中央东北局当即决定任命我为大连市委书记，尽快把大连党、政、警、群领导机关建立起来。10月中旬，我重返大连，组建了中共大连市工作委员会，至此中国共产党在大连地区落地生根。”韩光回忆道。
党组织已经稳步建立，下一步就是建立属于人民群众的红色武装。然而当时的大连仍处于苏军军管之下，各方武装力量均被拒之门外，因此我党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决定以人民警察的形式，将红色武装力量植根于大连这片热土。这份重任交到了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杰的肩上。
多年以后，赵杰仍旧能够回忆起1945年10月末，第一次踏上萧瑟秋风掠过的大连土地，与韩光同志见到苏军驻大连司令官高兹洛夫中将时的情景：“ 见面时，韩光同志向高兹洛夫明确强调：‘这是我党派来的警察总局长赵杰同志。’高兹洛夫为我颁发了苏军警备司令部的任命书，为了不暴露身份，我改名为赵东斌 。会见时，我也见到了随苏军一道来大连做联络工作的老战友、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刘亚楼同志，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老兄，注意，把枪杆子握住啊！’”
“会见苏军代表后，我与于亮、高英、王华等同志开始筹建全新的警察总局。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我们制定了‘三步走’战略：先成立警察总局，整编区县分局与治安队；再逐步派遣干部掌控基层；最后重点整治问题警局。为快速搭建体系，我们沿用旧制框架，设立保安、督察等科室。在内部组织领导、思想、作风建设上，按照我党、我军的传统进行建设，实行对公安、侦查、武装部队的统一指挥和领导。”
经历半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45年11月7日，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8周年大会上，赵杰向全市人民宣告：一个新型的人民公安机关——大连市警察总局正式成立。
扛起重大职责使命
大连公安从诞生之日起，就流淌着与生俱来的红色血脉。
中共大连市委与大连市警察总局同址办公。对外，总局局长是赵杰，首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任训练处处长；对内，韩光则是总局政委，在 1945年11月下旬中共大连市公安总局党总支成立后担任书记。韩光曾回忆道：“当时全国各解放区通常做法是书记都兼武装部队的政委，因而我就兼了公安系统的政治委员，对外则以训练处处长的身份公开活动。”
成立不到一年，人民警察武装力量在短期内便发展到了近万人的规模。赵杰同志在回忆录中提到：“有一次，苏军驻大连司令官高兹洛夫问我：‘没见过哪个国家在一个地区搞这么多警察，你们怎么搞了 1 万多人？’我说：‘这个地区情况复杂，又是港口，多搞点警察有好处。’事实上，有了这样一支警察武装力量，既可以平时维护社会治安，还可以保卫解放区，向前线输送战斗员支援解放战争，若有战事，甚至瞬间变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是当时大连公安“亦军亦警 ”特殊形式的由来。
同时，由于当时中共大连市委不宜公开活动，大连公安“亦政亦警”。市委党校以“公安总局训练处生产研究班 ”名义办学，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前身皆为公安总局司法科。
韩光在回忆中讲道：“我们着手发挥专政职能，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打击反革命势力。广大公安民警发扬我军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粉碎了一系列阴谋，迅速清除了留下的种种污垢，使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回想起来，从1945年10月到1952年底我离开大连，大连市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一直是比较好的，没发生过一起重大破坏案件，重大刑事案件也非常少。”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大连公安坚决履行了保卫党的安全、维护党的领导、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支援全国解放大局四项职责，充分彰显忠诚担当的本色。
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
向全国输送公安干部、探索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立功创模活动、推行规范系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开展队伍正规化建设，大连公安成立之初的诸多探索，为公安队伍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1946年2月，总局党委正式成立，随后，各局的党支部和党小组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
赵杰曾回忆：“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我们先后举办了三期党员训练班。每一期训练班，我都会亲自授课，与同志们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心得，深受同志们的欢迎。特别是在政治教育方面，我们下足了功夫，以党的奋斗目标和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通过课堂教学、讨论交流等多种形式，让每一名警察都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让赵杰更加难忘的是：“我们还颁布了‘为人民服务十二条’，并举行了庄严的宣誓典礼。当全体警士在党旗下郑重宣誓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他们眼中闪烁的坚定光芒，那是对人民的承诺，也是对党的忠诚。”
1946年5月5日，赵杰向全局发出《开展模范运动指示》，奠定了大连公安保持“先进风范 ”的深厚根基，开展的五期整训和“良心”大检讨活动，彰显着勇于自我革新的品格。
大连公安成立之初便与人民群众血脉相连。韩光曾回忆，1946年，为解决劳动人民的住房困难，市委作了专门决定，调剂出几十万平方米住房，分配给工人和城市贫民居住，当时被称为“搬家运动”。就在这场运动中，警察作为搬家的主力军，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浓厚的情谊。之后，大连公安每年固定开展“拥政爱民运动月”，在全社会营造了警爱民、民拥警的浓厚氛围。
80年薪火相传，大连公安将这份“拥警爱民”的传统保留至今并发扬光大。
全力支援解放战争
1946年6月，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神州大地。在这场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历史决战中，作为“特殊解放区 ”的人民公安机关，大连公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勇担历史重任。
谈起大连公安在解放战争中发挥的作用，韩光感慨万千，“大连地区作为我军隐蔽的后方基地，是重要的战略要地。自大连地方党委成立起，我们便把支援解放战争前线当作首要任务，公安总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以公安总局的名义接管一部分物资，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流散的军用物资，供应东北前线。”
1945年底，我军初进东北，被服供应困难，当时公安总局被服厂承担了供应部队被服的主要任务。从 1946年到1949年上半年，30多万套单棉军服从这里发出，送到战士们手中，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不止物资支援，作为本地的武装力量，广大公安民警怀着满腔热血，纷纷冲上前线战场。
韩光曾回忆，当时大连人口不足百万，可从1945年10月到1948年辽沈战役前，就有3万多人毅然参军。公安总局成立后组建的武装警察部队，更是不断向战场输送力量，一批又一批年轻战士背着行囊奔赴前线，先后达1.4万余人。
同时，我党领导的首个大型现代化军工联合企业——大连建新公司，以公安总局工业科的名义开展工作，安全保卫工作由警察总局甘井子分局负责。解放战争期间，建新公司共生产各类炮弹545700发，其中大部分支援华东战场，为我军及时送去决胜千里的“大炮弹”。刘少奇同志更是给予高度评价：“大连建新公司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工作做得很好，中央很满意。”
1946年10月13日，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在大连建立坦克学校的重要批示，警察总局警察学校成立第四大队，900 多名学员全部奔赴前线。时任坦克学校副校长丁铁石曾回忆，在大连地委、公安总局的直接领导下，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培养训练了大批技术骨干和驾驶人员，支援了东北地区的解放战争，为解放全东北贡献了力量，其中有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大连公安依托警校这块重要阵地，为全国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公安骨干。时任旅大南下干部大队大队长、毛主席堂侄毛远耀曾回忆：“1948年底，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派员到大连，协商抽调干部南下新解放区支援。中共旅大地委按照工作部署，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从工业、政法、文教等领域选派 800 余名干部组编成旅大南下干部大队，于 1949年3月南下，其中就有很多总局的民警，在沿途留下了公安的火种，支援当地公安建设。”如同播撒希望的种子，大连公安一边勇毅前行，一边将优秀公安干部输送到祖国各地，为新中国公安事业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